千里江山 萬里仁心
李光詩語接民心

海口市五公祠內的李光雕像。李幸璜 攝

清末民初手抄本《莊簡集》內頁。 上海圖書館藏

■ 管仲樂

【編者按】

昨天是今天的歷史，今天是明天的歷史。回望南宋那段風雨如晦的歲月，重讀被貶瓊州的名臣李光之詩，似可重新理解“為政以德”“士以民為念”的儒家理想。

海南大學歷史系主任管仲樂認為，盡管李光不是朝堂上的柱石之臣，卻是民間歷史中一盞不滅的孤燈，他用詩書寫一座橋，讓我們穿越千年，依然聽見那句“床頭酒一壺，膝上琴一張”，仿佛還在黎家農舍，守著一顆為民不改的初心。

南宋時期，政治動蕩，邊患頻仍，財政困窘，民不聊生。理學興起之際，一位名叫李光的士人卻在詩與仕的交匯處，以一腔忠誠與清醒之筆，描繪出一幅百姓苦樂交織的時代圖景。

李光既是理學家，又是實務吏;既是貶臣流人，又是為民請命者。他的詩，不是仕宦的粉飾品，而是為百姓發聲的“良心宣言”，字字刻進民間疾苦，句句流露仁政理想。

讀書何為 天下為公

李光(1078—1159)，字泰發，謚號莊簡，出生于北宋末期，南宋建炎初年入仕，時值“靖康之變”后國家風雨飄搖之際。他的求學背景深受“程朱理學”影響，然其詩文中展現出的卻是“理中有情，道中有民”的氣質。他在《讀書》中寫道：“興亡見俯仰，忠佞更得失。”這是對“春秋筆法”的現代呼應，也是將士子之責從“治國平天下”回歸到“識是非，明大義”的儒者情懷。

朱熹在《朱子語類》中多次強調“讀書為明理”，李光則更進一步，把“明理”落實為“為蒼生謀道”。他在詩中提及“我觀宣和間，權幸互當軸。一時名家子，半為閹宦辱。”這對北宋末年的宦官干政、士風敗壞有著直觀而深刻的批評。與其說他是詩人，不如說他是以詩為刀筆的“史論者”。

李光推崇“以義立言”，而非“以利求仕”。在與后輩學子的交往中，他高度贊揚那些“幽情寄鉛槧，雅尚在松竹”的寒門子弟，正如他在《季微季暉昆仲相繼見訪》中所寫，他們雖“雪牖耽夜讀”，卻以道為志業，顯示出士人應有的精神風骨。

詩入田疇 情歸鄉里

宋代社會經濟雖有發展，尤其南方農業生產興盛，但自然災害、兵亂頻發，百姓生計實難為繼。南宋淳熙年間，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歲歉則米石數千錢，百姓鬻子以供租。”李光的詩中，多次呈現出這種“雨旱交迫，民困如斯”的情景。

在《江西久旱》一詩中，他寫道：“老火擅炎夏，枯旱氣欲然。民窮舍耒耜，群起操戈鋋。”旱災不僅毀田、減產，更導致社會治安失控，百姓不得不轉而自保。與史實相映成趣的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也記載，南宋中葉江西、湖南一帶連年枯旱，民眾乏食，群盜四起。

李光對這種苦況的理解，非止于悲憫。他緊接著又寫“夜來滄江雨，朝望水接天”，那一夜暴雨讓他欣喜若狂，正如《次韻賀子忱喜雨》中所寫：“少寬邊餉急，聊慰老農心。”這是“及時雨”的快樂，也是“解萬民之倒懸”的詩心。他從不把自己當“過客官”，而是與農夫同悲喜、共憂樂。

此外，在《去地草》一詩中，他講述如何組織百姓清理泉源淤藻，使泉水“滋田免嘆嗟”，體現出他對基層水利治理的高度關注。此類內容不僅詩意十足，更與南宋《農書》中反復強調“修渠導水，以利耕作”的理念暗合，反映了他“知稼穡，通民情”的政治實踐。

以詩為劍 直陳弊政

在宋代，“士大夫議政”的傳統根深蒂固，而李光則將這一傳統化入詩中，尤其體現在那首驚世駭俗的《海外謠》里。這首詩以紀實筆法，詳細描繪貪官陳建中、王琮等人如何“以女攀權”“圖冊定價”“逼民起義”，終釀成瓊州瓊山大亂。

據《宋會要輯稿》卷一百九十三記載，南宋末年海南盜亂頻仍，而李光卻敢在詩中直呼貪吏其名，指出“致寇之因，實緣贓吏”，這無異于將刀鋒指向朝政弊端。他清楚地知道，此詩不會立即改變什么，但他依然寫道：“庶幾采詩者達之諸司。”愿意將詩當作奏章、當作民意的通道，可謂“士人風骨”的典范。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并非一味批評。他深知好官之難得，因此在《自然解印北還作古風送行》《喜雨送行》等詩中頻頻贊揚清官“擒縱出拘攣”“不索錢帛”“里巷絕嗟呼”，希望以詩為旌表，倡廉風于鄉邦。

李光褒貶并舉、獎懲并書的筆法，使他的詩真正達到了“刺時疾俗”的作用。

一身流離 仁心萬里

紹興十五年(1145年)，李光被秦檜死黨呂愿中誣告與胡銓詩酬唱和,譏諷朝廷,貶謫瓊州;紹興二十年(1150年)，他又遭陸升之誣告,以“私修國史”之罪,再貶儋州。他自稱“鰥氣成，空行躡飛仙”，可見心境落寞。然而，他并沒有消沉。相反，他將這段流放歲月轉化為一部詩意的人間紀實。

在《贈裴道人》《載酒堂》《黎人二首》中，他記錄下海南黎民的生活：“藷芋餉晝耕，松明照夜勤。”在物資匱乏、文化隔絕的環境中，他沒有高高在上地審視“蠻村”，而是深情地記錄、理解，甚至與黎族人共酌，與鄉老同耕。

《宋會要輯稿·職官》載：海南雖地遠天荒，然“征賦繁苛，吏治不明”，不少外放官員借機斂財，苛求民力。李光卻主動提出“永寬海外氓，精求二千石”，反復上疏要求減稅減徭。他在詩中不止一次描寫村民對他的尊敬與感激，“獨有老農能耐久，路傍猶說長官清”“山畦是處田疇美，時有歸牛帶夕陽”。這種來自百姓口碑的評價，比起仕途榮辱，更見人格高貴。

李光最終在政局稍穩后被召還北歸，《五月十三日北歸雷化道中》即為此行所作。他寫道：“人生七十稀，況復加九年。”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選擇以歸隱方式謝世，不以榮辱掛懷，只求“吐納留真詮，收功在丹田”，回歸內心的安寧。這種從民本出發，歸于清靜的精神世界，也可視為儒釋道合流于李光身上的思想結晶。

在李光的詩中，我們既看到“詩以言志”的文人本色，也讀出“詩以載道”的士人氣節，更感受到“詩以憂民”的民本情懷。他不事繁華，不尚粉飾，始終堅持“為民立言”的信念，在貶所寫下了真正屬于百姓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