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領苗族同胞投身革命，陳日光、陳斯安父子受盡百般酷刑仍堅決不向“國賊”投降——
舍身就義為革命

陳斯太正在擦拭父親陳日光的畫像。海南日報記者 李夢瑤 攝

■ 海南日報記者 李夢瑤

1946年12月31日，保亭縣城河岸邊，幾聲零落的槍聲響起，歷史卷去了發黃的一頁。這一天，堅決不向“國賊”投降的苗族英雄陳日光、陳斯安父子，在受盡百般酷刑后，雙雙英勇就義。

并非不怕死，只不過和他們所堅守的崇高信仰相比，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犧牲都顯得微不足道。也并非一開始就投身于革命，從信仰基督教到創建“拜盤皇教”，再到認清共產黨才是苗族人民的唯一救星，陳日光的一生歷經了多次抉擇，當他完成人生的最后一個抉擇時，終于由一名宗教領袖徹底轉變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這對英烈父子的一生，是少數民族同胞探索民族救亡道路的縮影，也啟迪著更多的苗族同胞從信仰多種神靈的虛幻中回到現實，匯聚成一股向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發起猛烈沖擊的革命洪流。

屢改信仰

企盼脫離無邊苦難

苗族同胞數百年來一直在瓊島腹地的高山大嶺間過著遷徙不定的山居生活，山里缺衣少食，勢單力薄的苗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寄希望于“盤皇泰翁祖”，企盼著終有一日能脫離無邊的苦難。

作為彼時全島唯一一名苗族總管，陳日光自幼在長輩的教導下也信仰著盤皇泰翁祖，10歲便能熟背“盤古皇經書”，然而神靈卻并沒能讓他一帆風順。

1913年，30歲的陳日光在狩獵一頭熊時落下眼疾，隨即前往瓊海嘉積基督教會醫院接受治療。在這里，他體察到西方醫學技術的發達，震撼之余更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成為海南苗族中第一位基督教徒。

“父親信仰基督教，是希望它能拯救苗族人民于水火。可此后幾年廣大苗胞所遭受的苦難根本有增無減。”據陳日光的小兒子、91歲的陳斯太回憶，父親所在的這支苗民從五指山北麓的南脫村搬到坐落于南茂嶺山腰的南茂村后，天災接二連三，村里年年鬧饑荒，讓父親再次對信仰產生懷疑。

1922年，陳日光脫離基督教，帶領族人又一次踏上遷徙之路。幾經輾轉，最終落腳在了吊羅山北麓海拔900米處的一處高山盆地。

陳日光的同族后人陳明京曾對吊羅山一帶的革命事跡做過調查研究，據他介紹，鑒于陳日光的威望，之后有大批苗人陸續遷往吊羅山太平峒，山里成規模的苗寨最多時達7處，聚居群眾六七百人。

“山里冷啊，稻谷長得能有人高，可就是不結穗。”在陳斯太的記憶里，山里的日子實在是不好過，糧食只能在山腳下種，想要吃鹽還得挑著山貨跑到陵水去換，一來一回至少得花上一天的工夫。

正是在這般困苦的境地里，陳日光帶領族人重新回歸信仰本民族的“盤皇”，并將“盤皇泰翁祖”改為“盤皇上帝”。至此，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關鍵抉擇，依舊未能超出宗教信仰的范疇。

陳啟揚在爺爺陳日光的墓前祭拜。海南日報記者 李夢瑤 攝

投身革命

兩次選擇跟黨走

就在陳日光帶領族人“拜盤皇”的同一時間，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到了吊羅山的另一邊。

1927年底，陵水縣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參與這一縣級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共產黨員黃振士意識到，要使革命獲得成功，必須發動各民族人民參加革命，苗族首領陳日光由此進入他的視線。

“黃振士派人找到我爺爺后，送給了他一本《共產黨宣言》，爺爺晝夜攻讀，越讀思想越明朗，仿佛在沉沉黑夜中看到一線曙光。”在陳日光的孫子陳啟揚看來，這是爺爺第一次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也讓他歷經了最重要的一次信仰轉變。

1928年夏，太平峒蘇維埃政府在吊羅山區成立，陳日光擔任委員，開始參與組織、領導苗族人民投身革命。

眼看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苗王”轉投了共產黨，國民黨當局勃然大怒。

1929年至1930年，他們向太平峒的南連巴、牙防、南喜村等苗寨接連發起三次進攻，陳日光組織鄉民拿起粉槍將其一次次擊退，一時間聲名大震。

正當苗族群眾革命熱情高漲之時，太平峒蘇維埃主席王大忠突然叛變，吊羅山區頓時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國民黨早就將我的爺爺視為眼中釘，如今更是變本加厲，四處叫囂要取他的頭顱。”陳啟揚坦言，與此同時，王大忠的叛變也讓爺爺陷入了迷茫：究竟要不要繼續跟著共產黨干革命?

內因加外因，讓陳日光毅然率領族人登上古木參天的吊羅山巔，建營造寨，遠離紛爭。可時逢亂世，吊羅山又位居海南島東西要沖，國民黨當局、日偽政權勢力不斷向這里滲透，這些人你方唱罷我登場，走馬燈似地糾纏陳日光，讓他根本不能置身事外。

無奈之下，陳日光決定在路口修一座假墳掩人耳目，佯裝病故，自己則躲進了深山。

轉眼來到1944年，為了配合主力部隊挺進五指山建立中心根據地，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第三支隊派軍需主任周海東來到吊羅山，希望能爭取苗族同胞的支持。

“吊羅山是五指山的屏障，發展苗族革命武裝，就可以敲開瓊崖國民黨當局老巢的南大門。”陳斯太介紹，起初父親并不信任對方，一直不肯露面。后來是周海東向他的大哥陳斯德、二哥陳斯安反復宣傳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抗日革命道理，哥倆又不斷給父親傳信，這才讓父親重新建立起對共產黨的信任。

舍身成仁

英勇就義視死如歸

1944年秋，海南島第一支苗族抗日武裝——吊羅山苗族人民抗日后備大隊宣告成立，30歲的陳斯安任隊長。

在《中國共產黨瓊中歷史》一書中，詳細記錄了后備大隊的工作：站崗放哨，在主要路口設置木樁、竹簽等障礙物擾亂敵軍，并為第三支隊送情報、當向導，護送傷員和糧食。

“那時候，第三支隊先后有百余名傷病員留在吊羅山，山上的苗民幾乎家家戶戶都參與了照料、送飯等工作。”陳斯太回憶，這一時期父親依舊沒有露面，而是躲在暗處指揮，不料后來有奸細告密，詐死的秘密還是被國民黨知曉。

1946年5月15日，國民黨四十六軍300余人偷襲吊羅山，陳日光與20余名苗民遭捕，被關押至陵水縣陵城原日軍所建的油庫中。

油庫四周密閉，猶如蒸籠。陳日光等人受盡了饑餓、干渴、重刑拷打的折磨，始終拒絕向國民黨當局“自首”，并反問：“我跟共產黨打日本鬼子、叛國賊有什么錯?我的同胞有什么罪?”

國民黨當局又氣又惱，更讓他們憂心的是，抗日后備大隊隊長陳斯安還沒有抓到。于是定下毒計，要陳日光用次子陳斯安與獄中苗民以命換命。明知兒子一來必死無疑，為了救出無辜同胞，陳日光仍狠心致書：“愿我父子同死，救出眾鄉親。”

接到父命，陳斯安毅然奔赴陵城。獄中，父子兩人忍受酷刑折磨，始終拒絕勸降。最終于1946年的最后一天，在保城河畔英勇就義。

“國民黨不讓我們收尸，父親和哥哥的遺體被河水沖走了，一直沒有找到。”陳斯太說，后來族人們按照民族風俗，給父親和哥哥修筑了一處衣冠冢。墳冢所在，正是當年陳日光詐死修建的假墳翻新而成。

(本報營根4月2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