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元青花
一段“海絲”路上貿易史

南海博物館藏的元代青花蓮池鴛鴦紋碗。

文\本刊特約撰稿 顏建超

1929年英國人霍布遜發現帶有“至正十一年”銘青花云龍紋象耳瓶，并將其公諸于世，揭開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1952年到1956年，美國學者約翰·波普以這對“至正十一年”銘青花云龍紋象耳瓶作為標準器，對比研究了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館收藏的與之風格相近的青花瓷器，開創了系統研究元代青花瓷器的先河。

此前，中國人對元代青花并無認知，所遇此類青花瓷器，多將其定為明清青花。此后，學界對元代青花的看法眾說紛紜、疑點重重。近些年，學界從歷史文獻、國內外元青花遺存、各地青花鈷料科學分析對比研究等方面探討元代青花的起源、發展、傳播等問題。主流觀點認為，元代從波斯進口青花色料，在景德鎮制青花瓷，然后外銷波斯地區。目前該觀點只為推測，并無直接證據。

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西沙海域出水的元青花殘片，其形制上雖與國內一些城址、墓葬以及景德鎮湖田窯等窯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基本一致，但紋飾之中卻大有文章，其中奧妙應為元朝與波斯海上“青花瓷貿易之路”的直接證據。

紋飾中書寫了“波斯為記”

南海博物館館藏的這件元青花殘件底足較完整，其器型、大小與館藏的另一件元代青花蓮池鴛鴦紋碗基本一致，故判斷為元青花碗底腹殘件。殘件底部滿飾蓮池鴛鴦紋，紋飾中央有兩行字，上為“斯波”，下為“為記”。按何順序拼讀這四個字呢?有人認為古有波斯國，加之古人由右往左的書寫習慣，應讀作“波斯記為”;也有人認為“波斯記為”不太符合古漢語語法現象，讀作“波斯為記”更為貼切。

南海博物館藏的銘文“波斯為記”的元青花殘件。顏建超 攝

顯然這兩種說法都肯定了“波斯”一詞。史料文獻也表明，唐宋時期不但使用“波斯”一詞，其字體也與元青花殘件銘文“波斯”一致。如揚州出土的唐代波斯人墓碑《唐故李府君墓并序》：“府君望郡隴西貫波斯國人也”;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西南海上波斯國”。

至于“記為”還是“為記”，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銅版銘文“認門前白兔兒為記”似乎已經給出了答案。“波斯為記”在語法上與“白兔兒為記”是一致的。此外，“波斯為記”與大量古籍如《魏書卷一二三·列傳第九十一》“后頗知刻木為記”、《北齊書卷二九·列傳第二十一》“刻石為記”等詞句中“為記”一詞的使用，亦一脈相承。字體上，“白兔兒為記”與“波斯為記”中的“記”字顯然不同。前為繁體，后為簡體，這是何故?經查閱元代書法作品可知，繁體“為”字在元代仍然使用，但繁體“記”字則變成了簡體“記”字。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元代王蒙《愛厚帖》“用是求書專注，望介注為禱”和元代龔璛《龔璛行書教授帖頁》“記事拜復錢翼之教授足下”等。由此，無論語法還是字體，元青花殘件銘文“波斯為記”都符合元人詞匯使用和書寫特征。

另外，一些有趣的細節也值得關注。銘文“波斯為記”(即波斯為記，下同)與蓮池鴛鴦紋飾一樣，采用氧化鈷料釉下彩繪，為同一時間繪制。銘文置于碗心中央，擠在紋飾中的空白處，且上行“波斯”二字的間距與下行“為記”二字的間距相差甚遠，銘文整體置放不成規矩，與紋飾不相協調。顯然，工匠并沒有提前給銘文預留空間，而是很隨意地將其寫在紋飾之間。由此推斷，該工匠給坯胎繪制好紋飾之后，隨筆寫上“波斯為記”銘，然后施釉，再與其他青花瓷器一同入窯燒制。那么，這件元代“波斯為記”銘青花蓮池鴛鴦紋碗殘件有著怎樣的特殊意義呢?

元朝和波斯的海上“青花瓷器貿易之路”

1256年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國，統治波斯地區。元朝建立后，伊利汗國歷代汗王都奉元朝為宗主。《永樂大典》所收的《經世大典·站赤》中記載：1291年元朝將公主下嫁波斯，由旅行家馬可波羅從泉州起航，取道南海，護送公主到達波斯。這表明，元朝時中國人的造船水平和航海能力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由中國到波斯灣這一航線不但已為人們熟知，而且中國海船也具備直航波斯灣的能力。此外，泉州南教場遺跡出土的《奉使波斯碑》記載了墓主往返波斯的事跡。元代航海家楊樞的墓志銘也提到其在大德八年(1304年)受朝廷欽差，護送合贊使臣那懷回波斯，十一年(1307年)抵達波斯灣要塞忽魯模思。由此可知，元朝與波斯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政治往來，且海路暢通無阻。

與此同時，兩國的海上經濟貿易空前繁盛。1277年，當元軍攻取浙閩地區后，立即設立了泉州、慶元、上海、澉浦四處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事宜。元朝廷不僅鼓勵沿海商人積極從事海外貿易，而且向海外各國宣布“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的開放政策。后來元朝廷創立官本船制度，投入巨額資金發展官家海外貿易，并嚴禁私人海上貿易。這過程中，培植了一批致富顯達的大海商。前文提到的楊樞就是大海商，其祖父楊發等輩在元朝一邊為官一邊利用特權進行海上貿易，最后富冠一方，為楊樞后來的私人海上貿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官本船制度破產后，1323年元朝廷全面開放民間海外貿易，元代海外貿易這時才真正達到大規模、全方位的蓬勃發展。

目前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或地區，如伊朗阿爾德比勒靈廟、波斯灣北岸霍爾木茲島、土耳其等地，均發現元青花的蹤影。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詳細記載了我國外銷瓷銷往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波斯灣沿岸國家和地區。這些外銷瓷器名稱繁多，最為學界關注的是其中的“青白花瓷器”，極有可能為元青花瓷器。從古波斯地區遺存的元青花情況及元朝繁榮的海上貿易來看，可以確定，元朝和波斯之間存在一定規模的海上經濟貿易。而這些貿易貨物里面，定然存在大量的元青花瓷器。

由此推斷，當時元朝這位工匠和他的伙計正在趕制一批青花瓷器。而這批青花瓷器中，有一部分是專門給波斯定制的，燒制完成后通過海運銷往波斯。《隋書卷三五·志第三〇》說道：“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所以工匠為了更好辨識這批波斯定制青花瓷器，便在其中一只碗上隨手寫下“波斯為記”，以為標記。

器物見證元朝和波斯繁盛海上貿易史

經勘探考究，西沙水下考古工作隊發現西沙群島的石嶼二號沉船遺址為元代遺址，所采集到包括青花在內的瓷器標本年代均為元代。這是目前我國水下考古工作開展以來唯一發現帶有元代青花瓷器的元代沉船遺址。其中有些元青花標本在器型、大小、紋飾等方面，與元代“波斯為記”銘青花蓮池鴛鴦紋碗殘件基本一致。因此，西沙海域出水的元代“波斯為記”銘青花蓮池鴛鴦紋碗殘件也應屬于西沙石嶼二號沉船遺物，其應在江西景德鎮窯燒造，然后從泉州港裝船出發，銷往波斯，船途徑西沙群島石嶼附近因風浪或觸礁等原因沉沒。

石嶼二號沉船元青花標本。

人們對元青花的認知，是從成熟的“至正型”開始的。現有大量資料能夠說明伊朗、土耳其等地的元青花來自中國，元青花的青花色料成分和伊朗等地區產的鈷料成分一致，元朝和波斯之間有著繁盛的海上貿易等，但并無史料直接記載，更無實物直接說明，元朝和波斯之間是否進行過青花瓷器貿易。這件元代“波斯為記”銘青花蓮池鴛鴦紋碗殘件，從實物和文字直接證明了元朝和波斯之間的青花瓷器貿易，其出水地點更是指明了青花瓷器貿易之路徑。它的發現，對于研究元青花的起源與發展、青花色料的來源，以及元朝與波斯之間的海上貿易，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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