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黨員干部推動工作的有效方法和必備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年輕干部能力素質的要求中將“調查研究能力”擺在極為重要的位置，體現了對年輕干部的厚愛和期許。年輕干部受教育水平高、視野開闊、闖勁十足，更要在調查研究方面走在前列、干在實處。
深入系統地占有材料
馬克思指出：“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理論知識的每一步進展，都必須基于扎實的材料，研究過程中得到的每一個規律性認識，都是對經驗現象的抽象反映。因此，對材料的占有程度，決定了調查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在調查中獲取材料，要特別注意“深入”和“系統”兩個方面。
首先，調查必須深入基層、深入一線、深入群眾。只有“深入”進去了，才能發現群眾最關心、最急迫的問題，“深入”是獲得一手材料的必要條件。年輕干部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避免“浮萍式調研”“折騰式調研”“搶功式調研”“作秀式調研”。通過“腳底板”真正讀懂民情民意，將日常工作中“觀念的世界”“文件的世界”轉換成“案例的世界”“經驗的世界”，當年輕干部能夠在頭腦里建構起人民群眾“生活的世界”后，再經過自己的總結提煉，就能形成新的觀點和判斷。年輕干部必須擺脫由自我價值設定的內心世界，真正走入客觀世界，走進社會生活，走到人民群眾當中，去切身感受國家治理體系的運行邏輯，躬身參悟黨的方針政策的落地執行。
其次，獲取材料還要“系統”，兼聽各方意見，運用矛盾的觀點、聯系的觀點以把握材料的要點。調研的時間有限，不可能全面掌握調研對象的所有情況，哪些應該取舍，體現了調研者的水平。調查獲取的情況中既要有現實材料，也要有歷史材料;既要有正面材料，也要有反面材料;既要有數據材料，也要有訪談材料;既要有直接材料，也要有間接材料。當然，一切調研都存在局限，因此“系統”這一對材料收集的要求，是服從于研究目的和角度的。
此外，“系統”還要求對獲取的材料進行初步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的篩選，使材料條理化、邏輯化，避免支離破碎、片段零散，確保材料能夠準確體現研究對象的前因后果。對于重要的材料，要進行多方驗證，考察內容真偽，對于不同來源的材料，絕不能憑借個人好惡進行刪減，更不能被材料中某些夸大的說法所迷惑。只有在占有材料時做到深入系統，才能在后續分析時找準問題。
科學辯證地解剖麻雀
未經方法加工的材料只是“原煤”，材料必須經過一定的洗選加工，成為“精煤”，才能作為調研報告的佐證。分析材料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定量和定性兩類，這兩者有很多不同，但最大的區別在于所回答問題的范疇不同。定量方法更多地用于描述總體的分布、結構、趨勢及特征，以及揭示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驗證已有的理論假設等;而定性方法則更多的用于揭示現象變化過程、現象內在聯系、調研對象的主觀認知，詮釋行為意義，解釋變量之間的因果聯系等。調查研究之所以存在定量和定性兩種不同的方法，是因為現實的復雜性，需要不同的方法給予恰當的回答。
當前，很多年輕干部偏好定量方法中的問卷調查法，認為這種方法得到的數據更翔實、反映的情況更全面。問卷調查法固然有其優勢，但也要看到，問卷調查假設“每個人的信息都是等量的”，忽視了不同人的信息之間的差異。問卷抽樣再合理，充其量也只是調查到某個等量的信息在人群中的分布狀態，仍無法增加信息的總量與多樣化的豐富性，且問卷調查往往成本過高，過分依賴數據，能不能真正兜上來問題，或者說兜上來的問題是否真實，都有待進一步檢驗。其實，對于同質性較高的樣本，用問卷法效果較好，而對于異質性較高的樣本，問卷法則不太適用。對于中國廣袤的地域和復雜的國情而言，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應數“解剖麻雀法”。
“解剖麻雀法”是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獨創的簡便易行又效果顯著的辦法，后來成為黨在調查研究方面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從調研類型上看，“解剖麻雀法”是一種典型調查法。所謂典型調查，就是從有關范圍內所有的對象中選擇有代表性的案例進行調查，通過調查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即可推知同類事物的情形。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告訴我們，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都是從個別到一般，再由一般到個別，“共性寓于個性之中”。集中一定的時間，蹲下去，通過對典型的解剖，以小見大、以點帶面，從中得出規律性的認識。“解剖麻雀法”的優點是調查對象集中、調查時間短、調查內容緊湊周密、反映情況快、節省人力物力，若在“解剖麻雀”中結合明察暗訪、“四不兩直”等形式，則會感知更加鮮活、體驗更為深刻。
在解剖麻雀的過程中，從典型個案到發現規律之間的“驚人一躍”，需要理論的助力。理論是一套認識和理解的框架，沒有理論，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就是經驗主義的。理論是無數現實經驗的抽象和總結，是高度凝練的“前車之鑒”。一方面，理論可以指導調研者去收集特定的事實，當不同的調研者用不同的理論作指導去作調查時，他們所看到的“事實”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理論可以給調研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維度，不同理論知識的分析框架可以把個案中得到的具體結論引向更深的機制反思和更廣的模式借鑒。年輕干部應多儲備一些理論知識，雖然在某項具體調查中，不一定所有的理論工具都有機會使用，但只要儲備充足，就有了可供選擇的“武器庫”。理論越豐富，就可以選擇越有競爭力和解釋力的框架來對典型個案進行升維，從而得出更具穿透力、更接近現象本質的規律。
運籌帷幄地提出建議
對現象的分析和規律的總結，最終是為了給改革創新和制度創新提供“入口”，找到“出口”。調查研究形成的報告又稱“策論”，其價值歸根結底要體現在能否提出好的政策建議。很多調研報告，洋洋灑灑十幾條對策，列了很多不痛不癢“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舉措，看起來都很正確，但其實由于“假大空”，并不具備落地實施的可行性。好的政策建議應該有的放矢、針對性強、兼具操作性和銜接性，這其中特別要把握好前后貫通、輕重緩急、精準有效三個方面。
前后貫通，就是在提出建議時梳理某項政策演進的歷史脈絡，讀懂“以來”。任何政策都是在已有基礎上的延續和迭代，要“向前看”，前人為什么會選擇某條施政路徑，要設身處地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考量，進而分析現在的時機是否成熟。有的時候，我們自以為提出了“發人所未發”的好點子，但其實前人已有詳細論證。同時還要“向后看”，留出發展空間，留出包容余地。頭腦中要有歷史觀，所謂歷史觀，不僅是站在現在看過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未來看現在。
輕重緩急，就是要全面把握某項政策與其他政策的系統性，注意相互之間的兼容性，防止出現“矯枉過正”“大開大合”的偏差，造成“合成謬誤”。其中，“輕重”意味著對各種可能的施策方向進行權重排序，而后再確定一種或幾種可行方案。通過橫向對比不同地域、縱向對比不同時期的政策，形成相對穩妥的“政策群”。“緩急”意味著對所提政策“出牌順序”的排列組合，通過調整政策的優先次序，小步走、不停步地去推演目標的實現過程，避免過早透支政策福利。
精準有效，就是對癥下藥，突出實效，針對不同對象的特點，做到分類施策。同一政策作用在不同的對象身上，效果往往相距甚遠。比如物質激勵方面的政策，對于不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體而言，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對于其他對象，最多只能算是“錦上添花”。還比如針對一些企業當前發展的痛點難點，大企業的難處和小企業就不太一樣，此一時的難處和彼一時也不一樣，要針對不同經營主體的實際困難，幫到關鍵處、幫在緊要時，真正發揮出政策的杠桿效應。(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