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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號”輪船抵達東北解放區，民主人士登陸后合影。左起：翦伯贊、馬敘倫、宦鄉、郭沫若、陳其尤、許廣平、馮裕芳、侯外廬、許寶駒、連貫、沈志遠、曹孟君、丘哲、中共丹東地區領導人。圖片來源：《影像中國：20世紀中國攝影名家周海嬰》(2023)

馮裕芳像。

圖片來源：《寰球中國學生會年鑒》(1923)

1949年2月16日《光明報》追悼馮裕芳特輯。林芳華 提供

1947年，馮裕芳為《華僑導報》的題詞。 林芳華 提供

馮裕芳文章《為建設民主的新瓊崖而奮斗》(原刊于《瓊聲》1947年第2期)。 林芳華 提供

林芳華

【編者按】

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長河中，熱土海南走出了一批批熱血男兒，他們為推翻滿清帝制、討伐反動政權、抵御外來侵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瓊山(今海口)人士馮裕芳(1883—1949)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經歷晚清、民國，先后在泰國曼谷、日本東京、英國倫敦等地求學，曾經在香港、澳門、東北以及家鄉海南，為革命事業尤其是抗日戰爭殫精竭慮。詩人郭沫若將他與馮玉祥相提并論。

海南革命先輩馮裕芳先生一生投身于革命烽火、教育革新與民主浪潮，最終在新中國誕生的黎明，長眠于北國的茫茫雪原。馮裕芳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

求學曼谷、東京、倫敦

馮裕芳于1883年出生于原瓊山縣三江鄉水源村一個農民家庭，童年家境貧寒，曾以放牛為生，直至十八歲時，方才得到胞兄馮裕元的資助，遠赴暹羅(今泰國)曼谷求學。馮裕元作為暹羅僑界領袖，常與革命志士林格蘭交往，積極資助革命活動。馮裕芳受其影響，也開始關心國家命運。

在胞兄的繼續資助下，馮裕芳后來東渡日本，考入東京高商學校(后改稱日本商科大學)，專攻商科，1910年畢業。留日期間，他結識了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并擔任東京支部部長，成為中華革命黨發起人之一。馮裕芳的夫人丘新榮(丘冠梅)女士，畢業于日本英文女子大學，也是同盟會會員。

辛亥革命后，1918年，馮裕芳先后擔任惠潮梅礦務總局副局長、實業銀行代理行長及授勛軍總司令部高等顧問。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他受中華總商會特派，協商派遣華僑代表與會事宜。1920年出任潮梅海關監督兼交涉員時，他秉持大公無私、維護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張，大力革除弊政，減輕商人負擔，贏得了潮梅地區商民的深切愛戴與廣泛擁護。

1922年，馮裕芳出任廣東省公署交涉局副局長。同年六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分道揚鑣，炮轟總統府。身處政治旋渦之中，馮裕芳因職務關系而受牽連，被上海《民國日報》指為“陳之走狗”。

1925至1927年大革命期間，馮裕芳目睹國民黨內部腐敗日甚，政治日益倒退，尤其是對國民黨背離孫中山三大政策、走向反人民之路痛心疾首。

1928年，在岳父丘燮亭(荷印僑領，曾任巴城華僑救國會會長)支持下，馮裕芳遠赴英國，進入倫敦大學研讀國際公法與哲學。在英期間，他開始學習馬列主義思想，積極參與共產主義小組活動，與同道探討國家前途，思想日趨激進。1929年6月，為直讀德文版《資本論》，他曾計劃赴德進修德文，后來因故未能成行。

學成之后，他因病隱居荷屬東印度長達8年。在此期間，他系統地研讀馬列著作，深入鉆研革命理論。

輾轉多地抗戰

1937年“七七事變”后，馮裕芳從英國取道香港返回內地，投身抗日洪流。憑借資歷與學識，他出任政治部設計專員，參與抗戰宣傳與動員工作。其間，他洞察國民黨當局“假抗戰、真反共”的本質，對其“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深感失望，遂于1938年前后重返香港，另尋救國道路。

返港后，他致力于文化抗戰與民主啟蒙。與蔡元培、張一麐、許地山等學者共同發起“香港新文字學會”并任理事長，推廣拉丁化新文字作為掃盲、教育和動員抗戰的重要工具。他還加入“國際新聞社”，向海外宣傳抗戰實情，揭露日軍暴行，報道中共敵后斗爭，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烽火連天，瓊崖危在旦夕。

馮裕芳一度肩負起領導旅港瓊崖民主人士與同鄉組織的重任。1939年1月，瓊崖華僑代表大會在港召開，匯聚符致逢、王兆松、郭巨川、云竹亭、陶笏庭等南洋僑領，以及馮裕芳、周文治等旅居港澳的鄉賢80余人。會議研判時局，一致認為日軍犯瓊不可避免，呼吁海外瓊僑團結救亡。大會成立了“瓊崖華僑聯合總會”，推舉宋慶齡、宋子文、陳策為名譽會長，周文治為常務委員，決議組建回鄉服務團，直接投身瓊崖抗戰。

1939年2月，日軍登陸海南。馮裕芳迅即參與發起“瓊崖難民救濟會”，作為當選的常委，積極募款籌物，援助前線將士與受災鄉民。他多次以民盟及同鄉會名義通電全國，呼吁海外僑胞齊心救鄉。

1940至1941年間，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香港成立，馮裕芳以其聲望成為積極支持者，正式參與有組織的民主政治運動。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后，境況兇險，馮裕芳屢與日占當局周旋，爭取購糧濟民，并密遣船只護送難民返鄉。他更協助瓊崖縱隊籌措電臺等通信器材，助其恢復與中共中央聯絡，為瓊崖抗戰奠定關鍵支撐。

后來，馮裕芳因抗日活動被日方逮捕，在獄中機智脫險，輾轉避居澳門。

重返香港 帶病北上

1946年初，馮裕芳重返香港，投身民主運動浪潮，當選為民盟港九支部主委，兼任南方總支部常委等要職，成為香港民主陣營核心領袖。

在政治工作之余，他致力于文化啟蒙，重組香港新文字學會，潛心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以文字改革推動思想解放。1947年10月，民盟遭禁，馮裕芳挺身而出，主張在海外重組領導機構，堅決反對“中間路線”，堅持新民主主義方向。

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會秘密召開。雖病體難支，他仍在病榻前主導起草多項重要提案，內容涵蓋工作方針、政治綱領等重要議題。這些凝聚其遠見的主張終被全會采納。

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香港愛國民主人士中激起巨大回響。馮裕芳雖病體日衰，仍以熾熱情懷投身響應行列。5月下旬，他與柳亞子、郭沫若、李濟深等150余位民主人士聯署發表聲明，堅決擁護中共主張，呼吁團結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

是年冬，在中共香港分局周密安排下，馮裕芳準備踏上北上征途。臨行前夜，他向摯友云應霖(文昌人)吐露心志：“此番北上，破釜沉舟，不復作歸計!”他諄諄囑托云應霖：“華南封建根基尚深，革命大業，全仗后輩。”談及瓊崖故土，馮裕芳痛心疾首：“多少知識分子誤入歧途，淪為特務，定要喚醒迷途，引向光明!”

1948年11月23日夜，他與郭沫若、馬敘倫等30余人秘密登上“華中輪”，為避特務耳目，航程迂回艱險。船行海上，馮裕芳雖備受病痛與暈船折磨，仍與同行者暢議國是，共繪新中國藍圖。

航船終抵遼東解放區，馮裕芳踏上這片新生土地，不禁熱淚盈眶。1949年1月22日，他與李濟深、沈鈞儒等55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鄭重宣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4天后，東北各界舉行歡迎大會，馮裕芳雖咳喘不止，體力難支，仍堅持出席，以病弱之軀見證歷史轉折。

1949年1月27日晚上11時30分，馮裕芳病逝沈陽，享年66歲。這位畢生追求民主進步的瓊籍革命家，未及親見新中國誕生。翌日，沈鈞儒、章伯鈞、蔡廷鍇、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及中共代表李富春等親視入殮。

馮裕芳逝世引發各界深切哀悼。1月31日，毛澤東親致唁電：“裕芳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曷勝哀悼。特電致唁，尚希節哀。”

2月4日，香港《大公報》刊發訃聞。民盟港九支部迅即致函馮夫人丘冠梅，贊其“畢生為民主事業而奮斗，志向堅定不變”，并誓言繼承遺志，“為實現全國徹底解放及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郭沫若賦詩悼念：“等是在疆場，一死正堂堂。后有馮裕芳，前有馮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