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江三角洲出海故道追溯圖。藍色為通水河道，棕色為故道，淺綠區域為海拔二十米以上(據二十一世紀初衛星地圖概略等高線)。何以端 繪制

蘇東坡離開海南島前揮就的《渡海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何以端

農歷六月十一日是蘇東坡登上海南島928周年之日，六月二十日又是坡翁渡海北歸925周年之時。坡翁登島離島，到底由海府口岸還是澄邁東水港，向有爭議，筆者嘗試從水文地理史角度分析相關背景，供讀者參考。

澄邁海口各有一說

南渡江口諸港(宋代未有瓊州府，無所謂府城或海府地區，本文借明清地理概念稱海府)和澄邁東水港兩種觀點，都各有依據，但又都沒有確證，若有，就無需爭議了。

持海府說的一方，多提出坡翁《與楊濟甫》信中“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瓊矣”，以及南宋《萍洲可談》載坡翁“與子(蘇)過乘月自瓊州渡海而北”等，作為證據。但古稱“瓊”往往有兩層意思，一指“瓊州”甚至代指海南，二指“瓊管”所在地即官署或官署所在的城池。古稱州縣名同樣可以有這兩層意思，到底指哪一層，要依據前后文判斷。

海府說另一條證據是坡翁《與張景溫書》中，“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謁”。蘇東坡即使沒從“瓊管”口岸登島，也必須親到瓊管辦理前往貶所的公文手續，其時朝官張景溫駐于瓊管，所以他“知舟御在此”。坡翁登島、離島均需到瓊管辦遷徙手續，但不等于就從瓊管口岸登陸或離岸。

持澄邁說的一方，多以東坡北歸前的《渡海帖》“軾將渡海，宿澄邁”，以及給姜唐佐的書信，自言計劃“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恐來不及見面了，等等。然而這都是事前安排，坡翁遇赦北返是大事，受限于舟舶尋覓及風濤難測，事前諸多考慮和安排，既是必須，也因而未見得都能實現。其后有記載他在瓊山諸多活動，再未見北渡具體表述，所以澄邁說同樣缺乏確證。

為什么坡翁離島事前都安排澄邁渡海，而不考慮瓊管口岸?這就涉及兩地口岸的優劣了。

海府港口通塞不常

要探秘宋代瓊管港口，首先要弄清楚為什么直到北宋初年才將全島管治中心遷到府城，這與南渡江主出海口4000余年的西移史密切相關。

據我國水文學家羅憲林等人考證，南渡江主出海口原在三角洲東側，4500年前沿邁雅河進入今之東營港，由于瓊州海峽東側的喇叭口地形，強烈的東北向風浪擠壓導致沿岸漂沙，在出海口東岸形成向西延伸的沙咀，主口門位置受阻，被迫不斷西移，最終移到當代的沙上港。漢唐時，南渡江主出海口很可能還在東營港水道，人們不得不越過三角洲頂點(近代鐵橋位置)沿江上溯選建郡治。

最遲在五代時期，沙上港作為主出海口已基本穩定，出海河道常年可行船，這是宋初建置“瓊管轉運司”的基本條件。宋城在府城城垣中西部，城內海拔均超過十三四米，是更新統紅土組成的堅實臺地，雖緊靠三角洲卻并非沖積扇，可以百水不淹，沙上港以東的整個三角洲，都不再有類似臺地了。

城址理想，港口卻不理想。由于沙洲以北不遠，瓊州海峽地槽就出現斷崖式下降，南渡江所輸入的河沙大部分被東北來的急流(古稱“三合流”)壓向西南近岸，造成江流多支入海，沖積洲不能延長;而長期受攔門沙堵壓的出海口門灘涂廣闊，注定難為良港，不能直泊大船。瓊州海峽泥沙運動的復雜化，引起地貌的季節性變化，尤其南岸較為明顯，當代人工堆填海甸島，疏浚河道，固化海岸，才徹底改變了這個態勢。

南宋“神應港”的自然疏浚一度改善了靠泊條件，讓苦惱于港口已久的軍政當局大喜過望。但這種疏浚并非常態，相反，“其港自海岸屈曲，不通大舟”才是常態，“神應港”之后一段時間，港口重新淤淺。“鮫人頻揭水，蕃舶每膠泥”是明初紀實，古人難以測水，海船一旦被膠底不能浮動就非常危險。

宋代南渡江出海口還有一個不利因素，當代所見的南渡江下游并非唯一出海口，東營港出海故道依然暢通，明顯分流了水勢，使得海府諸港通塞不常的缺陷更為明顯。

東水港更勝一籌

明代嘉靖《瓊管山海圖說》，是現存明代唯一專載山海兵要地志的史料，載澄邁縣港口：“海道則有上下八浦……惟東水、石公式可通寇艦。”

“寇艦”能通，亦即海船能通，是良港的標志。《圖說》澄邁諸港，僅對東水(今老城港)、石公式(今馬村港)二港有此表述，瓊山諸港均未見類似表述，差別是明顯的。

可見瓊山域內海口、秀英諸港通塞不常，多半時候水情不甚理想，往來必須在“白沙津”航道以外的深水區接駁渡海大船，晚清民國的記述同樣如此。而澄邁東水港則無需接駁，可以裝船直過，石公式港就更優良了。

蘇東坡北返前，第二次致書秦觀(字少游)，說到“有書托吳君，雇二十壯夫來(徐聞口岸)遞角場相等”，說明他攜行李不少。就安全和方便考慮，這些行李自澄邁港登船直渡的可能性，遠大于海府接駁北運，至于他本人是否在海府登舟，是兩回事。

一窺宋代“海口浦”

通常認為，海府地區“海口”這一地名最早見于宋代，依據是南宋《諸蕃志》“(瓊州)海口有漢兩伏波廟，路博德、馬援祠也。過海者必禱于是，得杯珓之吉而后敢濟”，以及《瓊臺志》的“瓊山縣學，在海口浦。元至正中，元帥實德資海牙重修”“邑(縣)學肇宋慶歷”。

此說頗可商榷。因為“海口”一詞正如“田頭”“山腳”“街口”一樣，可以是泛指，即面臨出海的港口，也可以是特指，即某港或某城鎮之名。而宋代這兩處“海口”之載，考其背景恰恰都只是泛指。

理由有二。

一是宋代海南“海口”作為特指地名，不在瓊北而在瓊南。《諸蕃志》載吉陽軍“郡治之南有海口驛，商人艤舟其下，前有小亭，為迎送之所”，海口驛是水驛，全國最南一驛，瓊北是“星軺驛”，驛站名均由朝廷樞密院審批備案，是正式地名。所以，瓊山縣“過海者必禱于是”的“海口”只是泛指，其確切地址是今龍岐村，即古代“學前水”靠近出海口處。

宋代瓊山縣學的“海口浦”在哪里，是在白沙津或明清海口港嗎?

這就說到理由二。官學地位很高，歷代多設在州縣城內或城邊安全便捷之地，甚至常常設在官署區內。宋代白沙津包括明清海口港周邊，宋時淤積未熟，灘涂更為廣闊低矮，不宜人居，直到宋末亦難有固定村落。

元初將宋末降兵(其中疍民不少)“于白沙津置鎮，設官管領，給糧巡防海上”，后又將占城降番“立營籍，為南番兵”，首開建置，都是水師。這一帶當時就叫“夷洲”，明代雅化為“公式洲”，明清間一直有公式洲都，與海口都并列。

官學師生都是斯文人，無力防御暴力侵害。北宋縣令絕不會把一邑精英扔到灘涂遍布、紅樹林密密麻麻，連淡水都難保障的苦遠僻地這樣荒唐。

宋代瓊州城的城廓遠小于明代擴建以后的府城，其東門當在鼓樓以北的今文莊路口，西門當在今宗伯里一橫的忠介路口。郡城通海碼頭就在明清東門(現保護碑稱為宋城東門)外的河口，也就是繞城南再北拐的“學前水”東門外那段。宋代這條河又深又寬，雖是內河港難泊大舟，卻不失為很方便的瓊管主港。港口本身不宜聚居，船民遂于附近成“番疍(攀丹)村”。明代學前水漸漸淤窄，人們就在這里向東開鑿人工河貫通南渡江，繼續出海。

宋代航船直通東門外的那段河道，宋人既稱海口，也稱河口，如正德《瓊臺志》記載的“玉皇殿，在城東河口，宋鄉人募建”。“城東”不書里數，說明不足一里。“海口浦”是宋元郡治主港，既無需、亦未有定名，外通海北及諸番，內連南渡江諸埠，糧食竹木等物無不仰賴。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構筑“海口后千戶所城”，此后“海口”漸漸在全瓊成了專用地名，再往后成了全國專用地名，無意中對海南自古以來的海洋文化導向是個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