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庫帛書局部。

《人物御龍帛畫》上的男子形象。

裝著子彈庫帛書的保護箱。新華社發

子彈庫帛書摹本。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圖

5月18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工作人員手捧裝著子彈庫帛書的保護箱走出客機。新華社發

江雪

偉大文明的延續，以文字和典籍的薪火相傳為命脈。5月18日3時55分，從美國華盛頓起飛的CA818航班，載著珍貴文物子彈庫帛書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占》，降落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那一刻，距離1946年子彈庫帛書被非法帶離中國，已經過去了79年。

“國寶終于回家了”“漫長的歸鄉路!”被網友們稱為“國寶”的子彈庫帛書，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它是目前已知唯一的戰國帛書，也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帛書和首部典籍意義上的古書。而在這兩卷古書歸國的背后，有一長串歷史往事。

子彈庫帛書是怎么出國的?

今湖南省長沙市城南中路楓樹岸巷一帶，老人們閑聊時偶爾會提到一個老地名——子彈庫。1939年長沙會戰打響后，國民黨軍隊曾在此地設軍火庫存放彈藥，戰后當地居民常能撿到子彈、彈殼，“子彈庫”之名由此而來。1942年9月的一天，在子彈庫的一個土坡上，4名“土夫子”(長沙方言中“盜墓賊”的別稱)盜掘一座楚墓，盜走漆盤、銅劍、木龍、陶鼎、陶壺等文物，并在棺槨內發現一個竹篋，內藏帛書及殘片，這便是后來備受關注的子彈庫帛書。

子彈庫帛書出土后，經古董商唐鑒泉倒手，落入當時長沙知名的文物鑒藏家、古董商蔡季襄之手。蔡季襄請人對帛書加以拼復和裝裱，并命兒子臨繪帛書上的圖文。1944年長沙淪陷后，他逃難至安化，著手對帛書(又稱繒書)進行研究考釋，寫成《晚周繒書考證》一書，讓這份“戰國孤本”首次進入公眾視野。

抗戰勝利后，蔡季襄帶著子彈庫帛書來到上海，尋求將帛書出手，命運的轉折隨之而來。1946年，經傅佩鶴牽線，蔡季襄認識了美國人柯強(John Hadley Cox)，此人曾在長沙雅禮中學任教，并大肆收購中國文物。據蔡季襄自述，三人見面后，柯強說可以用紅外線相機拍照，以顯示帛書上不清楚的文字，讓他將帛書留下;第二天，他去取帛書，柯強又說相機缺零件，讓他明天再來;第三天，他找到柯強，才知道對方已托人將帛書帶去了美國，氣憤至極。預感到可能受騙又無可奈何的蔡季襄只得接受現實，與柯強訂立契約，內容大致為：給帛書作價1萬美金，柯強先交1000美金，若帛書在寄往美國途中發生事故，或不寄還，柯強須在9月底付清余款。實際上，后來柯強未歸還帛書，也未付清余款。

柯強返回美國后，曾向各大博物館兜售子彈庫帛書，但無人購買。1966年，第一卷《四時令》被賣給了藝術品收藏家賽克勒;《五行令》《攻守占》被柯強塞進鞋盒存放，1992年匿名捐贈給了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即現在的美國史密森學會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賽克勒生前曾表示，要將子彈庫帛書歸還中國，不過未能實現。他去世后，《四時令》最終歸賽克勒基金會持有。

帛書上寫了啥?

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中國發現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但甲骨卜辭、青銅銘文等，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圖書”。古人云“書于竹帛”，紙出現以前，竹簡和絲帛曾長期是中國主要的書寫材料。

我國古人從什么時候開始創作帛書，目前尚無定論。但從文獻記載來看，至遲在春秋時期人們已在帛上書寫文字。比如，《晏子·卷七》云：“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榖，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這段話是說，春秋早期的齊桓公賜給管仲狐、榖兩座城池，并將這件事記于帛上。如此言可信，公元前7世紀帛已成為書寫工具。

帛書在地下不易保存，因此在考古中發現的帛書實物極少。從1908年起，有人先后在甘肅敦煌等地發現帛書，但大多為私人信件。到目前為止，真正典籍意義上的古帛書只有兩批，均出土自長沙，一批是子彈庫帛書(又稱楚帛書)，另一批是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其中，子彈庫帛書是迄今發現中國最早的帛書。

子彈庫帛書分為《四時令》《五行令》《攻守占》3卷，共900余字，上附兩套圖，一套是彩繪的十二月神圖，一套是四木圖，四木居四隅，春為青木、夏為赤木、秋為白木、冬為黑木。

此次美國史密森學會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返還的子彈庫帛書第二卷《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主要是帛書殘片，共132件(組)。《五行令》的墨書文字較小，內容是按五行講四時十二月的宜忌。我國古代的五行時令，把一年三百六十日分為木、火、土、金、水五段，每段七十二天，按五行分出三十個節氣。五行令與四時令曾并行于先秦兩漢，此后逐漸被遺忘。《攻守占》的墨書文字略大，講的是攻城和守城的宜忌。“(這部)帛書的內容跟中國古代的術數有關，是屬于術數類的文獻。”長期研究子彈庫帛書的北京大學教授李零說。

據了解，尚未歸國的子彈庫帛書第一卷《四時令》相對完整，文字寫在一塊長47厘米、寬38.7厘米的絲綢上，分為甲、乙、丙三篇。

帛書最初的主人是誰?

根據專家的研究成果，子彈庫帛書的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前后，與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死海文書”相比，要早100多年。那么，這部帛書的年代是如何確定的，它最初的主人又是誰呢?

為了解開更多謎團，1973年5月，在子彈庫帛書出土30多年后，湖南省博物館(今湖南博物院)在當年參加盜墓的“土夫子”的帶領下，重新發掘了這座楚墓。考古人員發現，這座墓的坑底填有厚0.39米的青灰色膏泥(俗稱青膏泥)，棺槨四周直至墓壁均有0.34~0.4米的青膏泥，棺槨上部的青膏泥厚0.8米。這種青膏泥黏性較大，有隔絕氧氣的作用。

在殘存的文物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另一件帛類文物——《人物御龍帛畫》。《人物御龍帛畫》中的男子形象生動傳神，面部線條精微細膩、須眉畢現，服飾線條恰到好處地表現了長袍的質感和飄逸感。這幅帛畫是中國早期肖像畫的杰出代表，人們將其與出土于長沙陳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龍鳳帛畫》并稱為“先秦繪畫藝術中的雙璧”。有專家認為，結合戰國時期楚地的喪葬習俗，《人物御龍帛畫》中的男子很可能就是墓主本人，子彈庫帛書是其生前所用物品，死后隨葬。

對骨架等進行鑒定的結果顯示，墓主人身長約170厘米，為男性，去世時年齡40歲左右。《莊子·天下》《荀子·禮論》等記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這座楚墓的形制為一槨二棺且墓中未出土青銅器，再結合帛畫上的男子形象及其裝束，估計墓主人是士大夫一級的貴族。在斷代方面，劉國忠著《古代帛書》提到，這座墓出土的鼎、敦、壺等陶器是戰國中期常見的器物組合，但陶敦器形扁圓，子母口又很明顯，是向后遞變的一種形制。另據參與盜墓的“土夫子”介紹，頭箱內曾出土泥金版，而長沙楚墓出土的泥金版僅見于戰國晚期的墓葬中。綜上，考古工作者認為此墓的年代約相當于戰國中晚期之交。

除了被柯強帶去美國的三卷子彈庫帛書，之前國內也有極少出自此墓的帛書殘片。據說，當年蔡季襄曾將子彈庫帛書的少量殘片送給徐楨立，徐楨立又將它們轉贈給文物鑒藏家商承祚。這些殘片共有14片，后來其中的13片下落不明，只剩下最大的一片(最長處4.6厘米，最寬處2.7厘米)。1997年前后，商承祚的家屬將這一殘片捐贈給了當時的湖南省博物館。

據悉，今年7月，《五行令》《攻守占》將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萬里同歸”特展中亮相，帛書殘片與《人物御龍帛畫》將首次“同框”，演繹一場跨越千年的楚文化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