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滬上報紙刊載的咖啡廣告。 資料圖

周惠斌

咖啡發源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亞。coffee一詞的通用漢譯名“咖啡”，最早見于1819年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但在清末的報刊書籍中，它另有五花八門的譯名，如“茄菲”“珈琲”“考非”“高馡”“磕肥”“枷榧”等，不一而足。

林則徐編譯的《四洲志》中，至少有“架非”“加非”“架飛”三種寫法。1866年，為培訓服務于洋商和傳教士的中國人學會烤面包、做西點、煎牛排、煮咖啡，美國南浸信會傳教士高第丕的夫人，用漢語編寫了一本私家食譜《造洋飯書》，介紹了268種西菜、西餐的做法，書中將咖啡譯為“磕肥”。1873年9月22日，《申報》刊登《電報英京巨銀行閉歇事乃系訛傳》一文，將咖啡譯為“加非”;1875年11月10日刊載的一篇《輕生說》中，首次出現“咖啡”二字。1887年刊印的《申江百詠》中，有一首竹枝詞“幾家番館掩朱扉，煨鴿牛排不厭肥。一客一盆憑大嚼，飽來隨意飲高馡”，將咖啡譯作“高馡”。直到1920年代后期，coffee才有了相對統一的譯名“咖啡”。

作為舶來品，咖啡傳入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之前。彼時，清王朝閉關鎖國，通商口岸僅廣州一個。1836年前后，在今天的廣州十三行服裝批發市場附近，丹麥人開設了一家西茶餐廳，以濃郁的咖啡香味吸引了眾多外國顧客，成為廣州、也是中國第一家經營咖啡的場所，標志著中國咖啡文化的開端。

1843年上海開埠后，咖啡最遲在1844年進入上海。據一冊名為《OR7400各號驗貨》記載，1844年5月18日，“第19號船，公正行進口枷榧豆5包，每包70斤……”而當年在上海，購買咖啡豆的唯一途徑是拍賣行。彼時，上海還沒有獨立的咖啡館，僅外國人開設的一些飯店、夜總會、俱樂部中才設有咖啡室，如1846年對外經營的禮查飯店，咖啡室即附設于旅館之中。《上海通志》記載，1853年，英國藥劑師勞惠霖在大馬路(今南京東路)花園弄1號開辦老德記藥店，以經營歐美成藥為主，兼營醫療器械、化妝品、煙酒、糖果、冷飲等，但所提供的咖啡，最初卻被老上海人視為“咳嗽藥水”。

19世紀下半葉，上海的番菜館(西餐館)開始以餐后飲料——咖啡招攬顧客，引得國人紛紛嘗鮮，《申報》曾在1876年刊登番菜館的咖啡廣告。據《清稗類鈔·西餐》記載，1883年，位于今福州路、山東路口的“一品香番菜館”，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國人開設的西餐館，餐后供應“咖啡一盞”，從此，到番菜館吃西餐、喝咖啡成為一種時尚。上海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咖啡館，是1886年公共租界內的虹口咖啡館，但只向海員開放。1906年，福州路上的寶利咖啡店，是上海第一家正式對中國人開放的獨立咖啡館。

1920年代后，營業性咖啡館在上海大量涌現，逐漸形成規模化的街區咖啡館。其中，著名的有卡爾頓咖啡館、皇家咖啡館、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館、惠爾康咖啡室、沙利文咖啡館、上海珈琲館和公啡咖啡館等，它們多由法、俄、意、日僑民和到上海避難的猶太人開設，主要分布在被稱為“小彼得堡”的霞飛路(今淮海路)、“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和“小維也納”的匯山路(今霍山路)等三個區域。隨著咖啡文化的日益普及，咖啡開始被中國人廣泛接受并喜愛，成為與茶相媲美的飲品，以致不同形態的咖啡，如咖啡粉、咖啡霜、咖啡糖、咖啡汁、咖啡茶、咖啡糖漿等，走進了千家萬戶……1926年，《興華》雜志報道，上海每年購入咖啡約在千萬元以上。

與此同時，咖啡在廣州、天津、漢口、北京等城市也日漸興盛。民國時期，北京西單的英林咖啡館、東安市場的國強咖啡館，以及葆榮齋咖啡館，是老北京的三大咖啡館。1935年，北京學生掀起“一二·九”運動，總指揮部就設在西單一家咖啡館的二樓。

抗日戰爭勝利后，小型咖啡館在上海驟然增多，從南京路外灘至靜安寺，沿線有咖啡館30余家。到1946年10月，整個上海有咖啡館186家，加上西餐館，喝咖啡的場所多達297家。

百年來，濃郁的咖啡與都市人群摩登洋氣的消費觀念不斷融合，充滿異國情調的咖啡館，更是見證了傳統與現代、東西方文化在現代都市的邂逅乃至水乳交融，成為市民聚會聊天、休閑社交的活動空間。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